黄华：听觉媒介、声音和民族—国家的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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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前后，听觉媒介以无线电广播为代表，创造了全新的“小生境”。1928年国民党创办的中央广播电台既是推广国语、也是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阵地。在广播的加持下，国民党试图以统一化的声音来统驭多样化的方言。国语广播形成了在谷登堡星系之外新的信息传输方式。国语在这种以政治教化为目的的声音输出中被重新包装和创制。声音能够调度听者情感，促进新的政治认同的生成。由此，从国民党的国语广播实践中可以见出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如何同新媒介的技术逻辑合作，试图创制出新的文化外观。

20世纪初，时人逐渐意识到“国语”的重要性，统一语言也被提上日程。1903年直隶大学堂学生王用舟、何凤华（1958：36）等人“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恳请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事，其理由之一则为：“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吾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方言各异使得不同区域的民众难以互通声气、彼此隔阂，无法凝聚成一个富有生机的共同体。晚清时期，受危机时局的逼迫，作为统领性媒介、为士人阶层所把持的汉字·汉文再也无法独立支撑王朝国家内部的信息运转系统，长期被遮蔽的声音逐渐显现出来。言文不一的客观现实驱使当时志士寻求解决方案，比如切音字运动；数量驳杂的方言妨碍不同区域民众的口语沟通，则有了统一语言的吁求。声音语作为国语的其中一个面向，摸索、确立标准音的过程始终贯穿于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之中。

重塑国语是民族—国家建制的重要一环，费约翰（John Fitzgerald）（2005：20）曾言：“语言改革并不仅仅在于制造一种大众训育的媒介，它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通过扶助教育、提高识字率、国语改良运动，帮助创造了一个民族的社区。”然而，无论是国语的形塑和推广，还是国语参与创制“民族的社区”，都需要媒介技术等硬件设施的配备。文字语同印刷术的连接、以报纸和书籍为代表的印刷品，其不断跨越时空的无限复制，“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fixity）”（安德森，2005：43-44）。正是广大青年学生将白话文用于写作和出版，五四白话文才会“活”起来。周策纵（1999：261、263-264）就提到，一直到1919年4月为止，中国的期刊，除了几家例外，多是文言文的。可是“五四事件”以后，中国出版事业起了极大的改进……结果在“五四事件”发生以后的半年内，中国约有四百种白话文的新刊物出现。“五四运动”之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旗下的刊物由文言改为白话，白话教科书的相继问世，促成了白话文的“活络”。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将“国文”改为“国语”，为五四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而由印刷技术、书籍、报刊等构成的谷登堡星系则扩散了五四白话文的影响力，将之最终落在了应用层面上。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2005）揭示了印刷品如何将不同区域的读者联结起来，创造新的认同空间，建构想象的共同体。谷登堡时代的出版是以一定物质技术条件为基础的“知识汇集、分流、传输和周转”（黄旦，2020），但是受限于知识水平、邮路运输、版权、审查等因素，信息在跨区域传递上存在时差，甚至无法抵达偏远区域。由此，印刷品惠及的人群相对有限，突破地域、时空边界的共同体的想象很可能局限于识字阶层。

就声音语而论，将某种语音推广至全国，并凌驾于方言之上，形成统一的交谈，在帝制时代是难以想象和完成的。1728年，雍正皇帝下达“正音”的谕旨，针对闽粤士子设立正音书馆传授官音，可见其试图以此实现天下同音的野心，但收效甚微，不过十年时间，此种举措就已名存实亡（平田昌司，2016：247-253）。过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杜威来华到福建讲学，他在1921年刊登于《晨报》上的《南游心影》一文中描述道：他们——福建人——所说的话，不独外省人听不来，就是本省内这县和那县，必要用两个翻译，一个翻成北京话，一个翻成福建话。受过教会教育的知识阶层，和外省人以外国语来互通情愫（杜威，2004：640）。胡适（1998：310）在1921年时曾断言：“国语统一，谈何容易，我说，一万年也做不到的！无论交通便利了，政治发展了，教育也普及了，像偌大的中国，过了一万年，终是做不到国语统一的。”在1920年代，京音被确立为标准音，但如何为民众接受和识习则困难重重。

平田昌司（2017：18）注意到，依赖广播、戏剧、电影等“听”的媒介的扩张而促成的“耳朵的文学革命”，以同五四白话文运动这一“眼睛的文学革命”区别开来。他将这场“革命”的起点定在1926年前后。虽然早在1890年代留声机在精英圈子中较为流行，但国人不知其实际用途，将其视为技术玩具，因而未能引起更大层面的关注和社会应用（史通文， 2015：49-53）。如果说报刊的传播依赖的是运输系统，后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将货物和人运往他处；那么依赖新媒介的声音的传播则是传递系统的革命。在民国时期以无线电广播尤为显著，用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 2014a：273）的话说，“信息的流通速度相对于人的移动速度改变了量级”。对于无线电广播推广国语的效用，有人在《申报》（申报，1925）上刊文称：“今日中国亟应解决之问题，莫此为甚。因国人发言，言语不同甚形庞杂，而欲谋国家之统一，必须先图统一于语言，尤须借无线电以传播。”

清末以来的国语运动逐步消解了帝制中国的文化想象和认同基础，重新建构新的、能够确保社会秩序稳定运行的象征秩序。锻造国语，打破此前由汉字·汉文引起的知识壁垒和信息区隔，为创制均质化的国民提供条件。和传统国家不同，民族国家的行政范围与领土边界相对应，要建立和巩固行政的一体化需要借助运输、电子通讯媒介的力量，对信息进行有序化收集、储存和控制（安东尼·吉登斯，1998：214-222）。作为一个新成立的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既要创建统一的交谈，也要解决信息传递的空间限制和时滞问题，继而建构新的政治认同。作为新媒介的无线电广播创造出新的媒介时空，提高了声音穿透空间的能力，改变了信息获取、流通的方式，为政治权力实现对空间更大范围的管控提供了可能和想象。所以，国语广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928年，国民党初创中央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央电台），功率仅500瓦，“实际上电波所及，主要在东南一隅”（汪学起，是翰生，2017：12）。1928年秋天，陈果夫同戴季陶、叶楚伧商议中央电台扩建之事。从提议到落成，历时近四年。扩建后的中央电台功率达到75千瓦，定于1932年11月12日正式开播，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66周年纪念日（汪学起，是翰生，2017：12-13）。这足见国民党对无线电广播的重视程度。这一新的听觉媒介自然就成为推广国语的利器，陈果夫认为：推行标准语的最好方法，是利用广播无线电（徐詠平，1980：300）。国民党对广播的利用并非仅止于此，1937年调任为福州广播电台台长的钟震之就提及播音的重要性，“关于播音的利用，最令人注目的便是各政府利用他来作政治之宣传及国民意志之统一”（震之，1934b：37）。相较于视觉亲近认知和科学，听觉则亲近信仰和宗教（沃尔夫冈·韦尔施，2002：221-222）。麦克卢汉（Mcluhan， 2000b：363-364）指出，“听觉空间”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形成一个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相对于文字对个体理性的挖掘导向批判和质疑，声音则将个体引向轻信和迷狂。在近现代中国，声音的启蒙和动员效果不容忽视，“声入心通”可以算是整个“声音文化”的起点（王东杰，2019）。清末，梁启超、欧榘甲、陈独秀等人皆认识到演说、戏曲、音乐等声音形式是启蒙下层民众的重要手段。不同于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传播，广播改变了人群聚集的数量和方式，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2002：42）所观察的：这种录制机械的革新使陈述者在述说过程中能不受限制地为许多人所听见，并且很快不受限制地为许多人所看见。广播与电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领域中“公众”的概念。借助这些新的通讯技术，群众动员，或者说政治宣传，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与高效（康凌，2016：69）。

本文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1928-1937这十年间，考察以下三个问题：一元化声音的确立其实是统一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步调，这就必然牵涉到国语和方言在播音中的分配问题，那么，中央电台以及背靠的政党势力如何权衡国语和方言的关系？其二，广播和国语的联合形成了在谷登堡星系之外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囿于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等现实条件，国民党如何利用国语广播提高信息传递的速率？其三，经由广播加持的声音，其所处的收听情境、个体的听觉感受、效能同面对面传播有所不同，国民党如何通过调控国语广播的调性和话语氛围进行政治教化，创造新的政治认同？以上三个问题的提出旨在探索在中国近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如何同新媒介的技术逻辑合作，用以制造出民族国家的文化外观。

01

“声音之争”：广播中的国语和方言

交通的发展带动个人的流动，距离的缩短增加了不同方言区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因言语不通造成的社会交往障碍就被凸显出来。伴随无线电广播的出现，以何种语音作为传递信息的主要介质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央电台自然要顾及方言各异的现实。如果采用方言播音，其收听的人群只能局限于某一区域，信息的扩散相对有限；采用国语播音则须考虑到国语的普及程度、在方言区的接受度，以及国语和方言在节目中的比重问题。不过，推行国语，促进语言统一势在必行，陈果夫就意识到语言在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广播寄予厚望：总理在“民族主义”中，讲形成民族的五个力量是：血统、语言文字、生活、宗教、风俗习惯。要齐一整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比较容易做到。交通发达、无线电广播发达以后，语言就会统一起来（徐詠平，1980：298）。

中央电台就成了国语教育的重要基地。赵元任（1936：19）认为：“要建设一个统一而立得住的国家，统一的国语也是一个极要紧的条件，在各种促进统一国语的工具当中以无线电广播的影响为最广，再加上了现在各地转播中央电台的帮助，这个影响当然一定是很大的。”赵元任本人在1934-1937年间经常受邀至中央电台发表有关国语的演讲。1934年，赵元任到中央电台讲《矫枉过正的国音》；1935年11月13-29日，在中央电台作系列国语广播讲话十讲；1936年2月7日，在中央电台做国语罗马字广播演讲，5月10日在中央电台讲国语统一问题，7月15-31日，又做一系列国语训练演讲（共十次）；1937年2月2-23日，作第三系列国语训练广播演讲，共十讲（赵新那，黄培云，1998：193、204、208、209、216、217）。这些演讲也被整理成文字发表在《广播周报》上，在听众中间产生一定反响。有听众来信称：贵台近来请赵元任先生讲授国音，真是听众们的福音……请将赵元任先生播讲之《国语广播训练大纲》分刊贵周报中，以便听众按期对报收听（广播周报，1936e：53）。“请将十二点四十分至十三点之西乐或欧美歌舞改为国语留声片，以供学习国语者加以练习，并请将前次赵元任先生之国语演讲稿，披露《广播周报》后页，以备学者参考”（广播周报，1936b：61-62）。

草创之初，中央电台的国语播音质量堪忧。除了一位男播音员黄天如先生外，几乎无固定的合格的国语播音人员，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凑合一阵。于是，每日从那高耸云天的铁塔天线上散播四方的常常是“吴语普通话”、“江淮普通话”等等（汪学起，是翰生，2017：31）。为此，各地收音员、听众皆叫苦不迭。1933年，中央电台派总工程师冯简等赴北平主持招考播音员的工作。那时招考的盛况有这样的记载：设在西长安街电信局的偌大考场，竟为两三千名考生挤得水泄不通。笔试除了历史、地理、国文、数学，还加了一项颇为新颖的内容：通篇用拼音字母写一行文自然流畅的文章。这成了考生们难以通过的隘口。最终，刘俊英、吴祥祜、张洁莲三位女学生被录取，她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写稿、能播音、能歌咏、能演播话剧（汪学起，是翰生，2017：32-33）。此后中央电台在1935年、1936年又公开进行过招考。《广播周报》分别登出《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招考报告员简则》（1935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招考播音/技术补充人员简则》（1936年）。在1935年的《招考报告员简则》中就有如下两条要求：“口齿清朗，国语纯正，而报告时语气能抑扬疾徐、适得其当者”，“凡笔试录取者，由本处通知来处口试，（子）谈话，（丑）读文告，（寅）试验播音报告”。即便通过笔试和口试，还有试用期三个月，每月生活费70元，成绩满意，即正式任用为本处职员，生活费85元，不及格者，停止试用（广播周报，1935a：23-24）。1936年的《招考简则》与之相似，不过在待遇上略有差别：试用期三个月，技术员及国语报告员，试用时每月暂给60元，正式任用加至70或80元（广播周报，1936c：45）。在1936年的招考中，国语播音正取五名、备取四名，英语播音正取一名、备取一名（广播周报，1936g：11）。

中央电台的新闻共分五种类型：一英语报告新闻，为外人及旅居海外华侨听；一广州语报告新闻，为粤人及海外粤侨听；一厦门语报告新闻，为闽南及南洋一带华侨听；除此之外，简明新闻和记录新闻都以普通语播报（震之，1934a：35）。1935年3月的一则《听众意见》提及，为了普及和统一国语，所有星期一、三、五的粤语节目，行将停止播送了。听众认为粤语节目的停播似乎尚非其时，建议在报告新闻前十五分钟的粤乐节目，不妨全部取消，或取消一部分，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来教国语，以时事做题目，明白些讲，就是先用国语逐句的讲，那末再以粤语解释。编者以“远方见教，甚感佩，当酌予采纳”来回应，可见出中央电台对于取消粤语节目亦有所犹疑（广播周报，1935b：38）。同年12月，有听众反映“此种局于一隅之方言报告，未免近于削足适履，且迩者推行国语，更不宜有此迁就者”。对此，中央电台的回应则是：“推行国语，固属当务之急。其如尚有未谙国语；而地处偏僻，消息之传递又复迟滞者，其于国内外事势，不亦太隔阂耶？”当时，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划，“我国幅员广大，情况不同，分建各台，不免迟滞，实以先行建设强有力之播音台于中枢，直接播送为适当”（中央广播电台管理处，1932：314），这就可能导致地方电台功率偏弱，容易被其他信号干扰，导致这些区域的听众无法同步接收有关国家、地方的讯息。所以，中央电台保留广州语厦门语两种方言，“使闽粤听众，及海外侨胞，能略知一周间中外大事”（传音科，1935b：6）。在这一层面上说，方言播音的存在促进信息在特定区域内的即时流动，也使得这一方言区的听众有一种被照顾和被关注的感觉，不会因语言的隔阂而产生某种疏离感。

地方电台转播中央电台的部分节目的同时，也积极播送国语教授类节目。然而，对于方言驳杂的区域而言，国语的推广相当艰难。比如据1936年一篇介绍福州广播电台的文章提及：考虑到福建省内语言纷歧，“除福州台新闻节目用国语、福语、厦门语分别播报外，并播送国语教授，每周三次之多，占全部节目3.2%左右。其间每日自十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一时另五分之儿童教育、简明新闻、时事述评讲读、蒋委员长文稿、学术演讲暨话剧、音乐及星期日之儿童教育等，胥属转播中央电台节目”（传编，1936：70-71）。当地政要对国语教育颇为重视，曾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郑贞文（1935：2）在福州广播电台讲演时就提到：自其在1932年返闽主持教育工作至今，一直致力于国语推广，从学校教育到民众教育馆，再到商店学徒工人，采用各种方式练习国语。国语统一“以求民族意识之沟通，民族生命之建立”，“因为国语问题在本省，一面是要唤起一般人民民族意识，一面是要完成全国国语统一”。国语统一既能形成相对一致的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步调，也能将不同区域的民众“连接”起来，强化民众的国家意识，建构共同体的情感。因而，暂时保留方言播音乃权宜之计。据陈果夫的记述：“在抗战前，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的播音节目中，各地土语已逐年减少，预备减到完全不用方言播音。抗战以后，为增加抗战宣传力量，重又加重各种方言之广播，将来当再继续战前政策”（徐詠平，1980：300）。这足见国民党推行国语的决心。不过，以统一的声音来统驭多样化的方言，是否会以失去地域文化的特殊韵味和活力为代价，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02

“口耳相传”：电波的穿越和速度

印刷文字、报刊使得那些互不认识、无法相遇、甚至从不曾听说过对方的人们生成共同体之感，在报纸读者们的日常生活中，民族国家实现了从“想象”到“可见”的转变（卞冬磊，2017）。自然，五四白话文扩大了“可见”所及的人群，同时其自身借由谷登堡星系得以逐渐扩散和稳固下来。但是报纸的局限性亦能显见，其中就包括邮政系统的建设还未完备以及信息传递的时间滞后、不识字人群的存在等。然而，在印刷出版较为发达的区域，无线电广播在信息时效性上并不能让当地听众所满意。南京、上海一带的听众就抱怨中央电台播送的新闻是“旧闻”。据编辑的解释：中央电台每日播送的新闻大多由中央通讯社供给，新闻播报分早晚两次。早间新闻是昨晚十一时以后的来电，因电台停机是在晚间十一时，所以深夜所得消息到第二天才能播出，但这些信息早已登载在京沪各早报上。至于晚间新闻播送，除尽量征集当日新闻外，考虑到因气候与日光、电波射程等影响，边远各省及海外各地可能无法接收到早间新闻，所以在晚间复播早上的重要新闻。而对京沪一带听众而言，这些新闻早已见诸报端。“总之，在京沪一带听众，谓之为旧闻者，但在乡镇村市以及边远各省海外各地之听众，仍当之为新闻”（震之，1934a：35）。

对于偏远区域如大西北而言，在1930年代，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的呼声愈发强烈，广播也被赋予使命，借助信息的顺畅沟通将西北纳入国族化的建构范围之内。“幅员辽阔，交通阻滞，人民知识幼稚，文化低落，难以发展，惜尚无一架播音机件以资应用……先设一二十至五十启罗瓦特电力广播一座，播发西北各项消息，并转播中央大电台重要消息……使西北消息畅通无阻……复兴民族巩固国基，皆有赖于此一电台之设置”（张振寰，1934：29）。在行政领域，广播被用来传达政令，其信息传递的速率远非印刷品可以比拟。陈果夫主政江苏时，在镇江设立广播电台，专门用于传布省令之用：“必须由各县办理的，不是秘密性的事件，一律先用广播传达。各县应派专人按时收听，立即将记录送给主管人准备办理。这样一来，行政效率加速不少。若要待命令到达，在江苏省当时交通虽已很便利，省府办公文的手续也还简捷，总也要两三天到五六天才到达各县”（徐詠平，1980：462）。广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息从中央到地方、上级到下级的顺畅流动，提升了政治权力的空间操控能力。无线电广播在缩短不同地域信息接收时差的同时，也提升了信息的可信度。“住居内地的听众，因交通上关系，得不到当日沪上新闻纸，有几处即使当日能够阅看，然而时间上已在午后或晚上，那就靠无线电播送来的消息为最快捷，而最信任”（吴侍中，1932）。

然而，由于各区域无线电广播事业发展不平衡，收音机的普及率也不高，信息传递的速率和扩散的范围仍然受限。“记录新闻”的出现就被用来应对这些问题。何谓“记录新闻”？和其他类型的新闻相比，记录新闻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它的目标听众是各地的收音员。地方收音员作为信息的“中转站”，负责定时收听和记录来自中央电台、省级电台等发布的新闻，整理之后再报告给各党部，并送交当地报馆、通讯社、机关、民众教育馆等机构发表。因而，为便于记录，记录新闻的播报富有特色，“语音过于延长，字句切断，颇类似于教授……至每字每句详加注解书法”（广播周报，1936h：56）。遇到特殊名词、人名时需要加以解释，比如说到“日本特务土肥原……”，就要说“日本国的做特务工作的土肥原，土是土地的土，肥猪的肥，原是原来的原……”（斯超，1945：30）。考虑到边远地区信号不好，记录不全，记录新闻还要在晚间重复播报一次（传音科，1935a：7）。这种慢报、解析词汇、重复的播报方式令普通听众深感焦躁（广播周报，1936h：56），但在当时，记录新闻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意义，它可以被看成是信息自上而下传递的一种方式。各地广播事业发展参差不齐，广播普及范围有限，但以收音员为中介，借助地方出版机构等相对较为成熟的资源，能够实现信息在地方的大范围扩散。“据我们大概的统计，写者确不及听者之众，但写者都是供给各地通讯社及报馆登载之用，每家报纸以一千人阅读计算，其数目怕要超过听者数十百倍”（震之，1934a：35）。广播实现了信息的跨区域传播，地方出版机构则扩大信息到达的人群，两相结合，取长补短。

作为连接中央、省级和县市的信息中介，收音员掌握信息接收和扩散的权限，可以说对信息持有处置的权力。德布雷（2016：43）就指出：大多数情况下，安装电缆的人同时是程序控制员（他们决定：在别人生产的讯息中，哪些东西可以被读到、看到或听到）。因而，地方党部、中央电台对收音员应考者的资格审查、参加培训时的政治教育都颇为看重。若要成为地方的收音员，一般先由各县市政府党部遴选，而后参加中央广播电台管理处收音员训练班，成绩合格者再分派回各县市承担收音工作。在应考者的资格要求中就有“思想纯正意志坚定身体强健听觉灵敏能识国语”一则。在培训科目里，除了专业技能如电学大意、无线电学大意、记录法、收音实习及收音机修理法之外，还有党治概要和国语两门科目。收音员要谙熟国语，“北方的同志，因为口音的关系，和国语差不多，没有多少困难。南方的同志，应该熟练国语，起码要听得清楚，以避免与方言相混淆”（张参，1935：33）。再者，若能够将国语新闻转为土语向民众讲述，所收效果更佳。收音员作为“被指定的中间人”，其地位相当重要，“故中央电台有如口而各地收音员乃如耳，夫声之出诸口者必期闻之对方之耳，方能收效，是以欲期中央与地方或政府与人民通声气者，我收音同学之责任也”（陈泽凤，1935：21）。记录新闻、收音员占据“运输传播设备中的一个位置和一个功能”（德布雷，2014b：129），保证政令、各类信息能够快速扩散至各个区域，占据信息发布的时间优势，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从而提高政府的有效运作能力。“对国家权力而言，传递机构的技术决定更多地决定了领导权实施的条件、内容本身以及斗争的组织。因此，我们不能将政治统治方式同象征的灌输方式分离”（德布雷，2014a：349）。

迈克尔·曼（Michael Maan）提到基础权力的问题，基础权力“强调的是道路交通、统一化的货币制度以及信息传递等要素对于国家统治能力的重要意义”（赵鼎新，2006：37）。无线电广播、国语就是基础权力。南京国民政府正好处于象征形式（五四白话文、京音）的转换、新的传播技术系统出现的历史时期，国语和广播的结合在谷登堡星系之外形成了新的信息流动方式，用以掌控重要信息的发布和流向，让国家的声音有可能延伸至偏远地区的国民，为建构新的政治认同创造条件。

03

“国家的语声”：国语广播的声音势能

国民党设立中央电台的目的甚为明确：当建设已具椎轮，宪政方着先鞭之际，宣传工作，尤为启迪良图，电力播音，允推应用利器（吴道一，1934：2）。自然，阐扬党义、传布政令尤为重要，而在其他节目的编排上也甚为看重其立意和使命，其中首推播音话剧，它充分发掘出国语的声音艺术。播音剧和舞台剧不同，前者“欲使听众于剧情剧意得一相当认识，则非从词句与声音中，有一种使听众心领而神会之条件不为功”（传音科，1936a：8）。播音剧以广播为中介，纯粹依靠声音，故对发音、语调、语气等的要求颇高，以达到动人的效果。中央电台播出的话剧大半是由传音科职员编制，其意图很明了，“就要借着这个工具，来发扬民族的意识”（传音科，1936b：50）。据介绍，作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一科，传音科分为征集、播送两股，后来又划分了音乐、话剧、侦查三组。话剧组人员不过三四个，担任编剧、选剧、剧务、演播各种事宜。只要有四人以上的剧本，就得牵动其他各股各组的人员；再遇到星期六的大话剧，需要演员更多，差不多全体动员；而全科同人，并不是每一个都能说国语或普通话的。所以不敷支配的时候，竟要请别科室的人员帮忙（传，1936b：41）。虽然播音剧的创制令传音科职员颇感困难，但“外来剧团，不合中央立场”（广播周报，1936a：78），故只能依靠同人力量。播音话剧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有听众在来信中称：“贵台诸先生广播时，国语流畅，尤其演话剧的时候，国语纯熟，对白流利，真是难能可贵”（广播周报，1936e：53-54）。有听众要求增播话剧次数者，传音科则回应：无乃写此种播音剧本，良非易事；且本科职员各有其担任之工作，亦非能专从事于演剧者。或以为剧本可以征求，演员可借重于剧团。然而前者能合播音之需要者甚鲜；后者在南京亦不易得，即有之，亦各有其自己之工作（传音科，1936a：8）。所以，播音话剧绝非以娱乐为功用，它旨在以声音唤起听众的国家意识。

有听众就称：“当我们每次收听贵台演播话剧的时候，我们老是把电灯关掉，大家坐在一齐，一声不响地静静的注意，直到演播完毕”，听完《英雄与美人》之后，“不由人便起了一种兴奋，觉得当军人是荣耀的，在这国难的时候，尤其须要军人，恨不得也和那男主角一样地，就去投军才好”（广播周报，1937：71）。用麦克卢汉（2000a：372-374）的话说，广播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广播恢复了被印刷书页剥夺的话语的质感，调度不同的感知填补由声音形成的氛围，而非仅仅是视象的补充。还有听众反馈称：“就是素来没有国家观念的人，只要没有了知觉，一旦听了这样勇敢悲呼之声，多少都能热血沸腾……使全国的国民都有一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义务”，“听之令人起敬，致人兴奋，比任何宣传演讲，效力来得更大。凡有收音机之一般人，不是富人，则为小康，此等多属偷生苟安，行尸走肉，听了此话剧之后，谅可觉悟一二”（广播周报，1936b：61-62）。当时有听众来信反映：激发民气与爱国思想之演讲及话剧宜加添，惟不可过于激烈，以免民众生一时之愤而惹祸（广播周报，1935c：42）。20世纪末30年代初的普通电台听众有史以来第一次暴露在如此新颖繁复的声效技术之下。这些技术有效地将他们纳入故事之中，并将他们所处的场景（常常是家居环境）转化为故事的“声景”——或者说，用故事的“声景”覆盖、乃至取代了听众自身所处的场景。与此同时，听众们也从消极的接收者成为这一声景中的一员。……听众自身对于种种声音的体验、判断与阐释，事实上已经成为叙事推进的内在组成部分（康凌，2016：67）。

有听众用“宏伟之言论、高尚之音乐、正确之新闻”来形容中央电台的节目（广播周报，1934b：66）。中央电台的话剧、“常识”、“演讲”等项节目，皆含有教育及宣传之意义，更提倡高尚之娱乐，尤不失庄严之要旨（广播周报，1936f：60）。就上文提及的播音话剧，娱乐性只是其附带效应，更为倾向的是旨趣宏大、立意高远，旨在激发听众的爱国情怀。有听众就称：（中央电台的话剧）不啻暮鼓晨钟，当头棒喝，际兹外患深国难重，以后请多演爱国或有民族思想的种种话剧（广播周报，1936d：61）。在1930年代，听众对中央电台承载的使命、声音产生的效应也有相当的认知，认为其所发出的声音不同于靡靡之音、怪声奇调，“对于民众知识之启发，实处于领导群伦之地位”，并建议“至低限度，每星期须有一二次启发民众之演说，及激昂奋发之音乐，由中央电台广播，限令全国电台转播，以便所有听众均在某一时间内，精神专注，倾耳收听，则此项播音之深入民间及利益之大，诚非言语所可形容，尤以国庆国难及其他纪念日，此项办法更有意义”（广播周报，1934a：31）。中央电台代表着党国立场，其发出的声音具有权威性和施事行为能力，高高在上、庄严肃穆是声音的调性，因而能够在众多声音中被识别出来。当熟悉的国语响起时，无论是私人还是集体的收听，因广播的跨区域传输和即时性产生的全体国民的共在感，极易产生情感的共鸣。在特定纪念日，中央电台的播音又构成一种国家仪式，将各自行动的个体连接起来，形成新的动员机制。

在战乱年代，当印刷品的邮路运输被阻断时，通过电波传递的国语就连接起了吾国与吾民的情感关系。华北日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设立无线电台，干扰和禁止接收中央电台的节目，推行奴化教育。有听众来信指出：按通县距北平甚近，平市又为国内大都市，人口众多，听户极繁，若长听冀东播音，则人心易于低落（广播周报，1936：60）。在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北平沦陷之后，南京的声音被阻隔，瑞丰屋里的收音机只能接收北平和冀东的播音，瑞宣为了要听南京的消息，“只能在夜晚走十几里路，有时候还冒着风雨”，“只要是中央电台播放的，都使他相信国家不但没有亡，而且是没有忘了他这个国民——国家的语声就在他的耳边”，“听着广播中的男女的标准国语，他好像能用声音辨别出哪是国家，就好像辨别一位好友的脚步声儿似的”（老舍，2005：414-415）。对祁瑞宣来说，“南京的广播”就是“国家的语声”，南京的声音使他真切地“捉摸”到了他的国家，国家不再是死板的定义，而是有声音、有色彩的鲜活的东西（袁一丹，2012：91）。对于沦陷区的民众而言，中央电台的播音无疑是暗夜里的微光，起到安抚、振奋人心的作用。以广播为中介的声音输出形成了崭新的听觉体验，也促使民众产生一种新的空间想象。所以，广播的声音跨越了物理空间的阻隔，遥远的反而是亲切的、切近的，强化了对抽象实体如国家的情感依恋。

04

余论

按照英尼斯（Harold Innis）的观点，“传播媒介的物质形式同社会形态（如帝国）自身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再生产能力是以强力（跨越地理空间的管理）和意识形态（在合法性和同意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在时间中的维持）为基础”，“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批判性因素，传播方式为社会权力（还有认知模式）运作中的局限和边界，提供某种可能性和参数的框架”（Jhally，1993）。1930年代，受邮路、交通等硬件设施的影响，印刷品在不同区域的流通呈现不一样的状态，或迅捷或迟滞或不可抵达，影响了重要信息散布的速率和范围。而无线电广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印刷品的未及之处，信息的同步、即时传输形成了新的信息传播形态，为政治权力的空间延伸提供了条件。国民党重视广播发展，推行国语，借助广播打造新的信息传递空间，实现信息在更大区域的传播，缩短信息传递的时间滞后问题，以此对广大疆域实施有效的空间治理。

国语播音隶属于自清末以来日益繁盛的声音文化的范畴。在近现代中国语境中，声音文化的繁荣折射出另一重社会光谱，和阅读的理性、个体主义、新型公众分庭抗礼。广播听众始终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这种听觉主体的“个体性”使得广播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广播通过声音技术内在地要求听众的主动的参与，训练听众的判断力和批判性；另一方面，个体的脆弱性轻易使他们在意识形态训诫、政治监控面前毫无抵抗之力（康凌，2016）。广播和留声机不同，后者是记录，前者传递鲜活的内容。广播的“鲜活”和“同步传播”传递出活人的各种表征，即便肉身缺席，亦能向听众确保广播的真实可靠性（约翰·彼得斯，2017：319）。尤其是声音的在场代替肉身的在场，类似神谕的声音更具有神秘性，将听者催眠，使之顺从意识形态的训育和调遣。

相对于人们通过“阅读国家”使得国家获得了可见性，广播让国家的声音能够被“倾听”，来自政治权力中心的声音不再遥远而能深入至日常之中，随时掌控听者的情感走向。然而，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权，国民党执政之后并未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其控制只能及于政治表层，而未能深入社会内部，其组织和影响亦无法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王奇生，2003：358）。再加上无线电广播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和精英化趋势（李煜，2017：173），可以想见国语广播的实践难度和效果。所以，本文不再重复已有的论断，而倾向于展示一个新的政权在面对新的媒介技术时，如何进行“文化技术与政治技术之间的现行衔接”（德布雷，2014a：349），呈现出建立统一的文化秩序背后的运作机制。

在陈果夫的《广播随笔》中写道：十三年，我听了上海的商业广播，已想到本党宣传，如利用此工具必能发生大效（徐詠平，1980：466）。国民党政要早已认识到广播的重要作用，故也未止步于中央电台这一强大中枢的建立。在国民党对广播的未来规划中，其中就有计划建设广播网络，“使全国消息灵通一致，不致因辗转播送而失其正确性；对于阴谋之反宣传作一坚固壁垒，使本国音波深入吾民耳鼓，异国伪词无由羼入。是则于齐一民心，坚定信仰，统一宣传，尤有莫大之功能也”（吴保丰，1936：2）。国民党试图通过广播网的建设形成自上而下的、一元化的控制体系，在疆域之内实施有效的行政管控和意识形态灌输，使得国家权力成为一种强势的存在。不过，国民党的此番设想并未实现。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建设的有线广播网、在广大农村铺设的高音喇叭则将此变为现实，那时“国语”这一名称被“普通话”所取代了。

（黄华：《听觉媒介、声音和民族—国家的建制——国民党党营广播和国语实践（1928-1937）》，2020年第12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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